童年的年,怎么都过不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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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编:1977年冬天,东营的天刚刚冷,妈妈便不断地往集上跑,但多是空手而归。三番五次之后,妈妈终于从集上扯回给我们做衣服的蓝斜纹。兄弟几个围着妈妈,一边争着看,一边不停地问:

1977年冬天,东营的天刚刚冷,妈妈便不断地往集上跑,但多是空手而归。三番五次之后,妈妈终于从集上扯回给我们做衣服的“蓝斜纹”。兄弟几个围着妈妈,一边争着看,一边不停地问:“有我的吗?”

“有,都有。”

“做几个口袋的?”

“几个都行。”

“明口袋,还是暗口袋?”

“愿意要啥样的,咱就做啥样的。”妈妈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。

憧憬是甜蜜的,但等待却是一种煎熬。啥时候能穿上新衣裳?我们兄弟几个不断地琢磨。自从买回“蓝斜纹”,妈妈就忙碌不停,白天上坡干活,晚上扒下我们的衣服摊在“蓝斜纹”上,用磨尖的粉笔描样子,一边描一边自言自语:“多一指?还是多两指?”

妈妈的手向外斜着,画出的白线离衣服足有三指多,“大一点,能多穿一年。”妈妈像是在给自己一个解释。

前襟铰好了,后片铰好了,袖子也铰好了。妈妈在碎布片上剜出领子和口袋,找一根长一点的布条,一卷一卷地扎好。

小时候的年,就是从妈妈手中针线游走的那一刻开始的。我们所能做的,就是每晚在油灯下,边写作业边看着妈妈一针一线地缝衣服。

那天晚上,看着妈妈脸贴着针,针贴着豆粒大的油灯,就真的像是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”不知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,等妈妈的眼熬红了,脸熏黑了,手不知被扎过多少次,终于在一天晚饭后,她让我们脱下旧衣服,试试新衣服,我们争先恐后地抢着往自己身上穿。

“慢着点,别挣开了缝子!”妈妈一边喊,一边逐一整理我们的衣服,绾绾领子,拽拽袖子,满意地审视着自己的劳动成果。

兄弟仨兴奋地把到手插在口袋里,学着京剧老生,踱着方步,一拽一拽地在屋里转,仿佛明天就要过年了。

可就在我们意犹未尽之时,妈妈说:“脱下来吧!过年再穿。”我们这才极不情愿地脱下新衣,看着妈妈把它们叠得方方正正,一件件放进箱子里。

2

真正的年是从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开始的。二十三是城里西关大集,大人孩子早早吃了饭,就成群结队往大集上赶。

集上的人摩肩接踵,集上的货琳琅满目。卖鱼的、卖肉的、卖菜的、卖布的、卖百货的占据着道路两边的位置,叫卖声此起彼伏。

最热闹的是鞭炮市。在“不响不要钱”的吆喝声中,一串串点燃的鞭炮被抛入半空中,“噼里啪啦”地招呼着过往的大人和孩子。

看着五颜六色鞭炮,孩子们的脚下生了根,任凭大人怎么拖拽与呵斥,一步也不肯挪了。大人被缠得没有办法,只好从一层层的衣服里摸出一张皱钞票,嘴上还不停地与小贩讨价还价。付了钱,搭上一句:“再送一支。”

“赔本了,送不着了!”小贩双手护住鞭炮,像怕被人抢了去。没有油水可赚,大人便牵了孩子往前走,边走边说:“你这个要钱鬼!”孩子却什么也有没听到,只顾着欣赏手中的几挂鞭炮,嘴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。

集市上,人们一份儿一份儿地问价钱,不时挑着物件的毛病,比量来,比量去,手中的钱始终攥得紧紧的。大集转了几遍,已是晌午,许多人还是两手空空。日头又向西斜了一竿子,小贩们就更加起劲地吆喝:“便宜了,快来买呀!”

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,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!”

“买了年货,好回家辞灶!”

两手空空的人最终咬咬牙,买了。可手中提着东西,又不时盘算:“二十八的集,会便宜点吧!”

集上的人摩肩接踵,集上的货琳琅满目。集上的人摩肩接踵,集上的货琳琅满目。

回家时,已是日头西斜,错过的晌午饭也顾不得吃,一家人便忙着包饺子。

太阳没落,心急的孩子就开始点爆竹,左邻右舍的鞭炮声,陆陆续续地响成了一片。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火药与纸片燃烧的气味,年味也就有了。

一只只饺子像生气的河豚,在热气腾腾的大锅里翻滚着。第一碗舀出来做供样儿,是孝敬各路神仙的,谁也动不得;第二碗是给老人的;之后便没有什么讲究,孩子们停了说笑,甩开腮帮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小年的饺子,家家不同:殷实的人家,白面猪肉;一般的人家,白面素馅;日子过得紧巴的,一顿杂面饺子也算是过小年。

待我们的肚子鼓起来,嘴里哈着气,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。妈妈不失时机的,变戏法般从身后拿出一个小纸包。

“啥?”

“猜!”

“猜不着。”

妈妈不再吊我们的胃口了,一层层揭开了纸。

“糖瓜!”我们一声惊呼,眼睛里放出光来。妈妈分糖瓜,一人一块,“这糖瓜是给灶王爷吃的,粘住他的嘴,到玉皇大帝那,光说好话不说坏话。上天言好事,下界降吉祥。”

开始,我们一点点地舔,到最后实在拿不住了,才舍得放到嘴里慢慢嚼。糖瓜很甜也很黏,把牙都粘到一起了。我一边吃一边想:“灶王爷的嘴巴粘住了,坏话说不出来,好话怎么能说出来呢?”

这个问题,我至今也没想明白。

3

过了小年,就真的开始过年了。

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为过大年做准备,一切都遵循着“廿三祭灶,廿四扫房,廿五做豆腐,廿六杀肥猪,廿七宰鸡,廿八蒸年糕,廿九白面发,三十贴对联,大年初一拜大年。”的老话,按部就班进行着。

在此其间,我们这群孩子们就一直围在大人身边,上蹿下跳,跑前跑后,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。但真正目的,就是为了讨一口好吃的。

二十九的晚饭后,妈妈开始揉面蒸馒头,一年中也只有这个时候,我们才有上手的机会。

妈妈极为大方地给我们一人一个面剂子。我捽下一半,学着妈妈的样子在面板上用力的揉搓,先把面团捋成水滴形,用剪刀一排排地剪出三角形的刺,再找两粒绿豆,按在面团前部,一只活灵活现的小刺猬,就静静伏在面板上了。

另一半面剂子,我搓成长条,两头向里盘,压住面条。在每个面条头上各按上两粒绿豆,“圣虫”就做成了(“圣”通 “剩”、“升”之音,寓意来年粮食有剩余,日子步步高升)

再想要个面团做点其他的,妈妈是断然不会允许了。等馒头一个个整齐地装在十印锅里,刺猬和圣虫也一并进了去,妈妈便盖上黑黢黢的蓜子,开始往灶里添柴禾。

小屋里的烟慢慢多起来,围着小油灯一缕缕的向上升腾,最后融在漆黑的房顶中。我们坐在暖暖的炕沿儿上,不安分的用脚后跟儿有节奏地敲打炕沿,盼望着蓜子上快点冒出热气。

渐渐地,敲击炕沿儿的声音小了,节奏乱了。妈妈催我们睡觉去,我们用力睁开眼睛,急急地说:“我不打盹!”说着便正襟危坐起来。

妈妈停了火,站起来捶捶腰,我们急急地问:“中了吗?”

“中了。”

“快掀锅吧!”

“稍跌一跌。”

在我们企盼,甚至略带乞求的眼神中,妈妈弯腰掀起了湿沉的蓜子。一股热气“腾”地填满了整个房子,妈妈不见了,我们不见了,只有那油灯的小火苗在热浪中左右摇摆。

馒头甜甜的麦香直往人鼻孔里钻,等热气散了,灯光仿佛亮了些,照在大黑铁锅里的馒头上,白晃晃的,闪人眼。白白胖胖的馒头一个紧挨着一个,静静卧着的圣虫也似乎似乎大了几岁,那两只小刺猬满身的刺都挓挲开,小眼睛闪着绿光,就要动起来。

妈妈用大碗盛些凉水,把手蘸一蘸,小心翼翼的从锅里拾馒头,然后一个个整齐地放在面板上凉凉。刺猬不再那么烫手了,妈妈便递给我们,我们小心地把玩着,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案板上的那些馒头。

妈妈会意的一笑,拿起一个有嘎渣儿的不太俊俏的馒头,一掰两半放在我们的手里。

“快吃吧,小馋猫!”她又解释说:“这些好的,要留着待客。”

馒头拿在手里,我们先吃皮,再吃瓤,最后吃嘎渣儿。馒头绵软弹牙,嘎渣儿浓香焦脆。我们小口小口地吃,一层一层揭着吃,慢慢地嚼,慢慢地咽。

最后,在妈妈“天不早了”的催促中,我们搂着小刺猬,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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